三、民国茶叶对外贸易国际市场

晚清时期，中国茶叶三大国际市场分别为英国、俄国、美国。鼎盛时期，中国茶销往三国的总量每年在180万担以上，占中国茶外销总量的80%以上。民国时期，这三大市场仍然重要，但地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其他茶叶市场的地位日见重要，并最终成为主要市场。

1．英国市场。英国是中国最大市场。自19世纪60年代至1886年，中国茶年均销英百万担以上，占中国茶外销量平均在50%以上。1887年跌至80万担以下，为793747担，翌年又跌至688216担，占中国茶叶外销比重为28.52%，丧失中国茶叶最大承销国地位。嗣后，进口中国茶叶的数量不断减少，1906-1916年大多数年份20余万担，1911年、1915年超过30万担，分别为326355担、350204担，但仍为中国茶叶第二大国际市场。1917年起，中国茶输英数量仅有10余万担，嗣后虽有回升，但1928年起已不足10万担，有的年代竟只有数万担。贸易衰落情况可见一斑。

2．俄国市场。俄国是中国茶叶第二大市场。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每年进口中国茶持续上升，大体保持在30万-70万担之间。1888年达到920610担，占中国茶叶外销总量14-38%，一跃成为中国茶叶最大外销市场。嗣后，虽有反复，但基本保持上升趋势，至1915年、1916年达到历史巅峰，分别输入中国茶叶1162842担、1049933担，占中国茶叶外销比重分别达到68.06%、65.18%。嗣后，因十月革命影响，俄国进口中国茶锐减至733653担，1918年仅有95745担。嗣后不断减少，1925年开始得到复苏，1934年前，每年大多保持20多万担的输入量，1935年后已不足20万担，1938年更只有3982担，占中国茶外销总量仅有0.58%，衰落至极。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市场的繁荣主要是砖茶贸易带来的，最兴盛时，砖茶年输入60余万担，每年俄国输入的砖茶占中国砖茶外销总量99%以上，由此可见砖茶贸易地位极其重要。

3．美国市场。美国是中国茶叶第三大市场。晚清时期，美国年输入中国茶叶数量起伏不大，一般年达20万-30万担间，1894年最高，也仅403197担。1910-1917年，美国年输入中国茶10余万担，嗣后基本呈下降趋势，1926年起年输入仅有数万担，1939年、1940年为17085担、22511担。可见衰败不堪。

4．其他市场。除了三大市场外，中国茶叶的其他市场主要包括香港、北非市场。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茶叶的其他茶叶市场所销中国茶数量逐年增加，地位日见重要。1912年，其他茶叶市场输入中国茶240384担，占中国茶叶外销总量12.18%，超过传统中国茶第三大市场美国，美国降为第四大市场，事实上，这一格局从1910年起就已经出现。1922年，其他市场进口中国茶`173353担，占中国茶外销总量30.09%，成为中国茶出口第二大市场，这主要得益于北非绿茶市场的开拓。此后，其他市场更见重要，输入量持续上升，数量大多数年份保持在20万-30万担，1921年、1922年、1940年均超过50万担，1938年甚至达到666414担。其占中国茶叶外销比重不断攀升，1938-1940年，均在90%以上。由此可见，其他茶叶市场已成为民国茶叶最主要市场。这一格局起于1928年， 当年输入447691担，占民国茶叶外销总量48.35%，嗣后一直占据民国茶叶输出首位。

其他市场的香港市场比较重要。香港是转口贸易，茶叶经过该地仍输向世界各地，当然以英国殖民地、南洋为多。1900-1937年前，香港年输入中国茶大多保持数万担水准，少数年份超过10万担[36]。1938年后，中国茶叶转道香港出口，香港地位骤然重要，该年出口茶259099担，占民国茶外销总额57.44%，翌年减至118241担，比重减至52.45%。1940年1至6月，仍出口234954担，比重高达78.47%[37]。1946-1949年，年出口仅数千担，所占比重微不足道。香港市场1917年前占中国茶总销量10%以下，1918年起，绝大部分年代比重超过10%[38]，由此可见，其他市场中，香港市场的转口作用不可低估。

其他市场中的北非市场成为澳洲市场丧失及三大主体市场衰落后最主要的市场。1912-1922年，还仅有一、二万担的年输入量，1922年骤增至40458担，翌年又翻了一番，达85643担，1924-1939年，年输入量均为10余万担[39]。这是中国茶销北非的全盛时期，占中国茶叶总销量的40%左右。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的10余年间，北非已成为民国茶叶最大销场，中国茶之所以没有迅速衰减，主要得力于北非市场的贡献。1946-1949年，销往北非的茶尚有2万-10万担。但，就是这一新兴市场，也在日本茶竞争下很快失去了。兹见1912-1949年，主要茶叶市场输入中国茶数量及占中国茶出口总量比重表（单位：担）。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统计，并参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315页。

四、民国茶叶对外贸易变迁影响

民国茶叶对外贸易变迁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茶叶经济的影响、对对外贸易格局的影响、对政府行动的影响三个方面。

1．对茶叶经济的影响。民国茶叶对外贸易变迁对茶叶经济尤其是茶叶生产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

首先，对茶叶生产的总体影响。与民国茶叶对外贸易的衰落、复苏、衰败破产相适应，民国茶叶生产基本也经历了这三个时期[40]。因为，近代中国茶叶生产的出口是近代中国茶叶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其对外出口发展状况极大地影响了茶叶经济的发展。因此，当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后，主要依靠外销的茶叶生产就减少了销路，失去发展的有利条件，因而也就不可能不衰落。所以，与民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节拍相适应，茶叶生产也必然受到极大影响。

其次，对不同茶叶生产的影响。不同茶叶生产的状况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并不一样。例如，红茶对外贸易基本呈现衰落趋势，所以生产红茶的传统地域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红茶区的生产就萎靡不振，这是民国时期的基本情况。但在民国初期，砖茶贸易就很兴盛，所以生产外销砖茶的湖北砖茶生产就很兴盛。1917年十月革命后，砖茶失去俄国市场，销路严重不畅，砖茶生产就失去了它的黄金时期，遂一蹶不振。以后虽有恢复，但到解放前从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41]。20世纪20年代，北非绿茶市场开辟后，绿茶对外贸易有所起色，这就推动了传统绿茶生产区域的茶叶生产。所以说，民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变迁带给茶叶生产的影响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

2．对对外贸易格局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外贸结构中，丝茶瓷具有决定性地位。其实，早在19世纪20年代，中西贸易结构中茶已是中国第一位的出口商品，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末的1900年。1901-1911年，其在外贸总值中的位次降到第2位。所以，在传统中国外贸结构中，相当一段时间，茶占外贸总值比重一直很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1869年，茶叶出口货值占外贸总值达61.64%。嗣后虽有所下降，但到1875年仍占53.25%，1886年前均在40%以上。后来，因茶叶出口衰落及土货出口增加影响所致，其所占外贸比重下降较快，1911年只有10.15%[42]。入民国后，所占外贸总值比重继续在振荡中下降，一般均不足10%，少数年份超过10%，其在外贸格局中的位置也由第2位下降至最低时的第10位之后。兹见1912-1938年茶叶出口总值占外贸总值比重及在外贸货值中的地位表。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统计，并参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379页、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8-82页、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365页。

3．对政府行动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末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后，社会有识之士、官府，包括外国某些人士均已提出过振兴中国茶业经济的建议和设想[43]，也做出了一些努力，采取了某些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找到挽救茶业衰落的灵丹妙药，民国茶业继续走向衰落。鉴于茶叶在国计民生及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民国一些人士、政府当局继续为振兴茶业而努力。他们在晚清振兴茶业的基础上，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比如举办博览会，兴办茶叶教育[44]，创办茶叶试验场，创立茶叶合作社[45]，创新经营制度[46]，推行茶叶检验和改造等。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于1936年始行的茶业统制活动[47]，施行地域是主产红茶的皖赣两省。茶业统制的目的在于“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复兴茶业”。但皖赣红茶统制重要当事人吴觉农称把它称之为“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最终遭到失败。因为，“旧日茶栈的经理，公然也做了运销处红茶推销组的主任；旧式的交番，仍旧被拉去做了运销会的跑楼。彼此间的误会，只要在大家的利益均沾下，只要保住了‘面子关系’，在暗中早已冰释。”[48]茶业统制实际上与旧体制换汤不换药，没有本质的区别。抗日战争时期，政府继续施行茶业统制，主要采取了4个措施：统制外销茶业改良；统制外销茶叶购销；统一茶叶出口检验标准；统制茶业贷款。应该说抗日战争时期的茶业统制活动虽然成功打压了茶栈等中间商，但一些政府支持的茶厂商号隐然变成了中间商，对茶农采取了剥削之策，尤其是官办中国茶叶公司实际上又变成垄断性质的公司，成了官僚资本的牟利工具[49]，最终茶业统制不可能达到政府“抗战建国，救济农村”的目的，政府茶业统制也“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被淘汰的历史命运”[50]。由此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最终并未成功。

（特别鸣谢：感谢两位匿名专家不吝指教，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①] 本人数十年研究茶叶贸易史，在专著《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所涉及此专题。本人论文《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论中国近代外销茶价的下跌》，《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结构与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民国茶业的衰败破产及其原因》，《近代中国》第20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清至民国时期茶叶主体的新变化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010年第5期也涉及到民国茶叶对外贸易问题。陈涛《经济全球化视阈下华茶国际贸易波动与国民政府对策研究（1927-1949）（合肥：合肥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并未具体揭示民国茶叶对外贸易问题。

[②] 陶德臣，杨志岭：《近代中国茶埠群论析》，《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0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4-1205页。

[⑤] 陶德臣：《伪劣茶与近代中国茶业的历史命运》，《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

[⑥] 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⑦]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⑧]《申报》1917年4月18日。

[⑨]《申报》1917年4月9日。

[⑩]《申报》1917年3月6日。

[11]《申报》1917年4月18日。

[12]《申报》1918年12月7日。

[13]《申报》1917年11月22日。

[14]《申报》1917年3月6日。

[15]《申报》1917年3月30日。

[16]《申报》1917年5月20日。

[17]《申报》1919年5月7日。

[18]《申报》1920年5月20日。

[19]《申报》1921年1月4日。

[20]《申报》1921年2月17日。

[21]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编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22] 佚名：《世界茶业史略》，《商务官报》1907年第1册。

[23] 佚名：《印度之茶业》，《农商官报》第71期《选载门·专件》，1920年6月15日。

[24] 中国茶叶学会：《吴觉农选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09页。

[25]（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50页，

[26]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编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页。

[27]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华茶对外贸易之前瞩与展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5-26页。

[28] 陶德臣：《日本侵华对中国茶叶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农业考古》2016年第5期。

[29] 陶德臣：《民国茶业统制述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30] 林馥泉：《武彝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州：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经济研究室1943年版，第71页。

[3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6页。

[32] 1939-1949年未含台湾茶出口量，1946-1949年包含台湾茶出口量。资料来源：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735-736页。

[33] 据历年海关统计计算，并参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348页。

[34] 陶德臣：《近代日本茶产与市场》，《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

[35] 陶德臣：《中俄青（米）砖茶贸易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36] 据历年海关关册统计及佚名：《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1931年版，第32页。

[37]吴仁润：《最近我国茶叶对外贸易分析》，《贸易月刊》1941年第3期。

[38]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82页。

[39] 佚名：《世界重要茶叶市场之剖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四二二（4），2861。

[40] 陶德臣：《民国茶业的衰败破产及其原因》，《近代中国》第20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41] 陶德臣：《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的盛衰》，《中国农史》2021年第5期。

[42] 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8-82页。

[43] 陶德臣：《晚清时期外国人对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认知》，《中国农史》2016年第4期。

[44] 陶德臣：《中国近现代茶学教育的诞生和发展》，《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

[45] 陶德臣：《民国时期的茶业合作化运动》，《茶业通报》2001年第1期。

[46] 陶德臣：《近代中国茶业经营制度的创新》，《茶业通报》2003年第3期。

[47] 陶德臣：《民国茶业统制述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48] 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82页。

[49] 陶德臣：《民国时期的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茶业通报》2002年第1期。

[50] 陈涛：《经济全球化视阈下华茶国际贸易波动与国民政府对策研究（1927-1949），合肥：合肥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