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 [20&ZD229]阶段性成果，原刊登于《茶博览》2022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在本网站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砖茶是流淌在“万里茶道”上的主要茶类，是中国对俄贸易的主要货物。然而，这一重要产业成为俄商长期投资的项目，并为俄商严密操控。正是凭借投资造成的产业优势，俄商控制了近代中国砖茶产业。俄商对砖茶业的投资是近代中国茶业经济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课题，学术界虽有研究涉及相关内容，却没有专文发表，这与俄商砖茶厂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为推进此专题研究走向深入，拟从俄商投资近代中国砖茶业的条件进行探讨。

汪敬虞认为：“十九世纪中国茶叶生产中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主要限于砖茶的生产，而这一项企业，基本上为俄国商人所独占。”（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很短的时间内，“俄国人彻底改变了茶叶贸易的结构”，“取得了从生产运销的全部控制权。”（G. C. Allen 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第58页。引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这话很有见地。日本出版的《中国商埠志》称：对于砖茶，“汉口俄商在这项贸易中有最主要的利益，据说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砖茶工厂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班思德《最近百年对外贸易史》也称：“砖茶贸易，遂为俄商所垄断也。”（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3页）也是客观实际。关于俄商操控砖茶贸易的原因，有如下说法：“夫俄商之所以能够操纵砖茶贸易者，盖有其特殊情形在焉：（1）按同治元年（西历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贩运复进口土货，由陆路回国，领有领带官发给执照，沿途不再重征，便利实多。（2）洋商在华经营茶业，势须雄厚资本以及建设工场及开办茶行之用，此外运输华茶至俄销售，亦须长期垫款，方足有济。（3）陆路途程，固须熟习，所操言语，尤应娴谙，始免偾事。查当时中外商民，具有上述必须之资格者，除俄商外，可谓绝无，因之俄商对于此项贸易，遂得独享厚利焉。”（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3—1314页）根据这一表述，结合其他史料，笔者认为俄商投资近代中国砖茶业并能够操纵的主要条件有四个方面。

一、销售无顾虑

19世纪，俄国饮茶盛行，茶叶贸易兴盛。当时“俄人对于茶叶需要，遂有显著的进步。”（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因为“俄商以茶叶既易于搬运，且适合俄国平民之嗜好，输出极多。”（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8页）有史料说：“在茶叶上俄国人赚到了最大的利润。有一个资料述及1839年在恰克图以700万元购买的茶叶，在下哥罗德（Nischegorod）市场上卖了1800万元。”（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64—665页）利润率高达257.14%。正因为如此，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七所说“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贸易格局维持了很长时间。19世纪早期的旅游者瓦西里·帕尔申记录了偏远的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都嗜茶。在这里，“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无论你走到那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上（初稿），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版，第57页）。既然边区的人们都饮茶成风，其他地区的人饮茶之盛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世界茶叶进口和消费大国，俄国茶叶消费结构与其他任何茶叶消费大国都不同，这就是对砖茶的极度偏好。俄国地处高寒地区，又偏食肉类，价廉物美、携带方便的砖茶尤其受到欢迎，特别是在广阔的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及远东地区，表现更加明显。大量经同恰克图输入的砖茶，为“自长城至北冰产，自太平洋岸至乌拉山（Ural  Mountains）的西伯利亚诸民族”所喜爱，并且由于俄国之经略中央亚细亚，在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开辟了新市场（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这是一个极为辽阔的砖茶市场空间。众多史料一致证明，俄国砖茶地域广，饮用人员多。例如，上乌丁斯克是伊尔库次克省的产粮区之一，出产的小麦绝大部分运出去与中国人进行交易，“一普特小麦原粮可换三又四分之一块砖茶，或三块半砖茶，就是说按税率扣除税金之后，每普特约值俄币七卢布之多”（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0页）。这说明这一地区的居民嗜好砖茶。瓦西里•帕尔申说：“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上（初稿），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版，第57页）而“从事狩猎或者采矿业的西伯利亚人更喜欢黑色的茶砖，这种茶最适宜长期储存，而且最便宜”（ 米·约·斯拉得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恰克图市场上，俄商“换来的茶叶有：各种花茶，各种字号的茶，普通茶和砖茶。砖茶在外贝加尔边区的一般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必需，以致往往可以当钱用。一个农民或布里亚特人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因为他确信，在任何地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钱用”（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7页）。俄国新开拓的疆土亚洲地区的居民同样嗜饮砖茶。“所有亚洲西部的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时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俄国人便因此大获其利。可以说他们握有茶叶贸易的垄断权，因此俄国在为支付砖茶的价款而愿意在输出到中国去的货品上赔本”（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65页）。甚至“在中亚细亚，普通的砖茶是用来作交换媒介的”（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22页）。这说明砖茶非常流行，简直可以说炙手可热。概括地说：“砖茶销于俄国鞑靼区和西伯利亚者较多，只有很少一部分运往下诺弗哥罗市镇。这种砖茶不是用来泡茶，而是和牛奶、奶油、盐及香料一起煮来当食物吃的。”（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4页）完全可以说，俄国许多地区对砖茶的嗜好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蒙古、新疆等西北地区人民对砖茶的热爱程度，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饮食习俗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故他们都成了砖茶的热烈追捧者。

正因为砖茶在俄国有如此广大的消费需求，如此广阔的市场前景，故中国生产的砖茶90%以上销往俄国。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世界上生产、销售砖茶的国家只有中国。一方面，俄国对“砖茶的需求很大”（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另一方面，中国生产的砖茶基本输往俄国。这成为近代中国砖茶生产、贸易中的奇特现象。兹见砖茶销俄数量及占砖茶外销总数比重表（单位：担）（刘廷冕：《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数》，《统计月报》第2卷第2期，1930年2月）。

从上表可知，1879—1885年，砖茶输俄数量每年还只有20余万担，1886—1894年大部分年份已增至20余万担，1888年还超过40万担，只有1890年略低于30万担，为292147担。1895—1917年，除1900—1901年、1903—1904年受八国联军侵华及日俄战争影响，年输出量为30余万担，甚至1901年低至283262担外，其余年份均在40万担—60余万担之间，尤其是1907年、1913年、1915年均超过60万担。与此相适应，砖茶主要出口俄国，销俄量绝大部分年代占砖茶出口比重均在99%以上，平均比重高达97.6%。只有1897年、1903—1905年低于此比重，分别为88.8%、63.2%、69.2%、86.0%。“砖茶名曰华茶，实则利权包入俄人之手”（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版，第27页）。

正因为砖茶在俄国有广泛市场，销售无顾虑，利益也丰厚，这为俄商投资近代中国砖茶业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刺激了俄商将砖茶贸易利润独收囊中的企图。在这方面，除了俄商，其他各国洋商都难以获取这一优越条件。

二、税收有优惠

“砖茶的消费者既然主要是西伯利亚的平民，销路多寡便要看价格高低”（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根据海关出口税则，茶叶每担的出口正税为2.5两，子口半税为1.25两。此外，中国茶叶在出口前，咸丰(1851—1861年)以后还要交纳沿途厘金，负担较重。“把茶末从内地运至汉口须纳厘金，制成砖茶后载运出口又须纳子口税。这两种税既须交纳，价格便无法减低”（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6—47页）。但俄国经营砖茶贸易获得了一些特权，税负就大大减轻。“根据巴尔恩扎克先生（M.Balnzac）和恭亲王在[俄历]1862年2月20日和3月4日拟定的章程，在张家口和蒙古的俄国商人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特权。根据该条例的第十款，俄国商人在其他的港口购买中国特产运来天津以便转运恰克图，必须按照1858年的普通税则在装货港交纳部分出口税。此外在天津还要交纳半税。但是，从1866年4月15日以后，半税取消了”，并且“根据1862年2月27日和3月11日的俄国《续增税则》，砖茶只交纳特别税——每担6钱”。所以说：“1866年取消了半税，大大刺激了俄国代理人把砖茶转运往恰克图”（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1页）。

相比较而言，“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0页）。因为俄国等国商人“都可以根据最惠国条款把砖茶运往恰克图，而只交纳每担6钱的特别关税；中国人民就不能这样做。仅就关税来说，无论他用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把茶叶运入天津，他都比外国人吃亏”（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2页）。虽然到1872年秋天，“中国商人为了运到中蒙市场张家口以北去销售而进口到天津来的全部茶叶，李鸿章也准许免征沿岸贸易税了，这种做法当然有利于中国商人把茶叶卖给蒙古人”（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9页）。但这时的晋商早已从恰克图市场上败下场来，砖茶贸易完全被俄商所控制和掌握。以上因素决定了俄商能廉价获取砖茶，卖给消费者，保证“可以获得厚利”（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

三、运输更便捷

1863年前，青（米）砖茶的运输是由羊楼洞出发，水运至汉口，循汉水北上，至河南赵河起旱，贯河南、山西，循张库北道赴恰无图，售予俄商，运回国内。这就是沿传统万里茶道的运输。这种运输受制于运输方式及工具，难免有运时长、运量小的缺点。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长江中下游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辟为商埠。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字，增开天津为商埠。这就为俄商自汉口购茶，从水路运往天津，转赴恰克图提供了良好条件。为此，“至咸丰十一年，海道运茶入境一事，既由俄皇颁诏许可”，“于是该国所需华茶，不必专自恰克图运入，此地殊于俄人有利。顾自恰克图买卖城之华商观之，则损失甚重”。同时，“至是俄国商行，多迁往汉口，并派人前赴内地产茶之区，设立收买。所办行销俄国欧境之货，既系每年新茶之精品，复可利用船只，径由汉口运赴奥德萨港。至西伯利亚方面所需砖茶，俄商复自设厂制造，惟仍由恰克图陆路运送耳”（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5页）。

1866年，“因为子口半税的免除，如今用轮船运茶沿江而下然后沿海北运至天津，远比从前陆运的办法便宜多了”（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由于汉口至天津一线采用轮船水运，砖茶从樊城恰克图线运输越来越少，但俄商还是抱怨：“价格高的另一原因是运输须穿过蒙古，运费既贵，时间又慢。一筐砖茶从天津至恰克图的运费是三两到之两七钱五分。……时间慢是由于骆驼的缺乏”（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页）。俄商又开辟了汉口至俄国远东的航线，也是以轮船进行运输。这样，俄国大大拉近了汉口这一砖茶生产、出口基地与西伯利亚这一最大砖茶销场的距离，极大刺激了砖茶的生产与消费。

四、资金有保障

俄商操纵砖茶贸易需用大量资金，即“洋商在华经营茶业，势须雄厚资本以及建设工场及开办茶行之用，此外运输华茶至俄销售，亦须长期垫款，方足有济。”（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3—1314页）这些方面，俄商均能胜任。1876年，俄商将产区砖茶厂迁至汉口，采用蒸汽机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能力相应迅速增加，汉口成为俄商最大的砖茶生产基地。综观汉口俄商砖茶厂，有五大显著特点。

一是规模大，每厂雇佣大量工人。例如汉口顺丰砖茶厂“雇佣工人约八九百人，昼夜开工”，它“自从1863年成立以来，此厂的外国名字曾更换数次，但它的中国行名‘顺丰’则始终未改，名震中国。它的汉口厂房坐落在俄国租界。它在九江设有分厂。产品大部分直接运往西伯利亚”（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阜昌砖茶厂是俄商乃至近代中国最大的砖茶厂之一，“阜昌砖茶厂有分行设在福州、九江、上海、天津、哥仑波与莫斯科”，“汉口厂是英租界内一座宏大而装备优良的工厂，雇佣中国工人2000人，由外人监制”（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清国事情》载，俄商阜昌、新泰、顺丰等砖茶厂，“就中（应为“其中”，但原文如此——引者）阜昌规模最大，使用职工1300余名”（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新泰砖茶厂“劳动者700人”（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版，第27页）。总计汉口全部俄商砖茶厂的雇佣人数当在四千人左右。19世纪90年代，汉口有4家俄国砖茶厂，“俄国租界有两家砖茶制造厂，另两家在英国租界，这是本埠最重要的工业机构了。三家成立于1892年以前”，第四家成立于1893年8月，“本地有数千工人依此以为生”（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这几家砖茶厂“雇佣中国工人数千人”（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二是设备好，采用新式蒸汽压机。早在1875年，俄商砖茶厂就已使用蒸汽机器。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说：“我说的三个烟囱，两个是俄国商人经营的砖茶制造工厂，他们已用蒸汽机代替了本地人多年来使用的那种粗笨的压制。其中一厂使用的机器是齐勒巴诺夫（Cherpanoff）自己设计的，非常地成功；另一厂的机器更精良，是在英国设计运来的，安装开工后，成绩一定会更惊人”（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1877年，“现在汉口有四家砖茶制造厂，其中两家使用蒸汽机”（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页）。1878年，“汉口现有六家砖茶厂，其中三家用蒸汽机”（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1879年，“用木制压机将茶末压成茶砖的中国旧法，现在已几乎全被设在产茶区的工厂的蒸汽压制所代替了”（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1888年，“‘砖茶’全部皆用蒸汽机制造。那几家有高烟囱的砖茶厂是外国租界里最惹人注意的建筑了”（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1893年，汉口有4家俄商砖茶厂，“这些工厂，使用最新式的机器制造茶砖与茶饼，并设有电灯发电厂”（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这几家工厂都装备着现代化的机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三是产量高，垄断了砖茶的生产。俄商茶厂兴盛时产量曾达数十万担。顺丰砖茶厂产量达150000筐，每筐约重1.5担（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计约225000担。19世纪90年代，汉口4家俄商砖茶厂有砖茶压机15架，茶饼压机7架。前者日产120筐，后者日产21筐。砖茶每筐60至80块，每块2磅多，茶饼每筐408至504片，每片重0.25磅（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如此算来，砖茶日产15360磅至19200磅，折合115.23担至144.03担，茶饼日产2142磅至2646磅，折合16.07担至19.85担，合计日产131.30担至163.88担。《银行月刊》1924年第5卷第12期所登《中国茶叶之研究》记载的材料表明，汉口顺丰砖茶厂日产砖茶768担，年产276480担，新泰砖茶厂日产384担，年产138240担，阜昌砖茶厂日产256担，年产92160担。3厂合计日产1408担，年产506880担。这实际是1916年的产量。1910年，3家共产36万担（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内部出版，第27页）。史料表明，在俄商砖茶厂强大的生产能力面前，其他外商及华商均无法与之竞争，所以“汉口俄商在这项贸易中有最主要的利益，据说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砖茶工厂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砖茶“制茶业仍由俄国商人经营。他们所办的砖茶厂十分兴旺”（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四是资本厚，独占各国茶厂鳌头。阜昌、顺丰、新泰砖茶厂，“资本颇为雄厚，资本金均在一百数十万两，至二百万两”（戴啸洲：《汉口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期，1937年6月）。3个砖茶厂资本共有400万两（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内部出版，第27页）。这么雄厚的资本，只有俄商茶砖厂才能做到。

五是质量好，并且生产成本较低。“机器茶砖，正如所预料的，是比手工压茶砖较为整齐，较为坚实，也较能经耐旅途颠簸，最后到达西伯利亚目的地，途中很少损坏”。这就“很容易理解，完整无缺的茶砖是会立即受到欢迎的”（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不但如此，机器压制茶砖成本低，效益高。手压机每天出茶砖60筐，25%是废品，而蒸汽压机每天出茶砖80筐，只有5%是废品，由于采用机器而节省的费用，每筐计银1两，以上述产量计，每天可节省银80两（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每天积累起来，这当然是一笔不小的收益。

俄商砖茶厂的五大特点，汇集起来就成为俄商砖茶厂巨大的生产优势。拥有这种优势的结果就表现为压制了晋商砖茶厂的生产。俄商每年生产的大量砖茶自运回国，极大地减弱了向晋商采购砖茶的需求，恰克图市场名存实亡，仅成为俄商转运砖茶回国的中转站，而无砖茶贸易的实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