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公海赌赌船官网jc710所长，该文最初为湖南肿瘤医院所做的讲座稿（2018年9月12日），修改后全文发表在《云梦学刊》2019年第5期。略作修改后，在本网站推送，敬请关注！

（上）：儒道思想在茶道和医道中的体现

李萍

    中华茶道以日常生活世界广泛普及的公海赌赌船官网jc710为基础，在历史上经过无数文人僧侣们的有意识提炼，进入到超日常的意义世界，但又保持了即物、在场的方面，具体表现为俗世生活中的雅趣、闲情、修身等关联心志的内容。不离俗世生活的中华茶道受到儒道思想的滋养。关于医，中国自古有两句众所周知的表达，其一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其二是“医者乃仁术”。前者是讲医事活动堪比治国般的重要地位；后者是讲医务从业者要始终保持仁爱之心。这两句话也大体被视为中华传统医道的基本精神，似乎给人的印象是：传统医道只是得益于儒家思想，其实不然，传统医道也离不开道教提供的世界观。中华茶道与传统医道的关联，一方面缘于二者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则是在于二者都包含了对当事人身心的关照，并且它们仍然可能为生活于当代社会的现代人提供精神滋养。

本文将茶道定义为“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以及相应地对人身心的益处，饮茶者基于此围绕茶、茶事活动进行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就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

当然，单纯的喝茶、饮茶本身只是一个生理活动，即便可能上升到心理活动，也仍然以感觉、体验为主，只有到了论茶、问茶阶段才上升到了复杂的思维活动，才可能涉及茶道的层面，此时就不再仅仅诉诸感官，还需依凭思维、心智。对个体而言，中华茶道既依靠个人的体证、体悟，离不开品茶者的个人体验（私的方面），同时也主张茶人们围绕茶道深入交谈、沟通并相互激励营造出公共文化世界（公的方面）。

从其内容上看，中华茶道体现了事实与价值未分的朴素自然主义，即它未严格区分茶性这一物理性、人喝茶解渴的生理需要这样的客观事实与因品鉴、投射、移情而产生的价值认同、精神满足这样的主观性应然状态之间的不同，换句话说，中华茶道始终不离上述两个方面，将二者加以越界混淆。关于中华茶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华茶道对茶本身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茶的分量远远重于道，例如中国人品茶除了环境、器具之外，对茶本身的要求很高，非常讲究茶叶的色、香、味、形，茶叶给人带来的益处，茶叶本身的口感、味觉、视觉都得到了重视，因此从思想深度上说，茶道只是生活意义的再现，是“大道”下贯的简易工夫。养生与修心并举、求道与重礼同行，这些都是儒道思想在中华茶道中留下的烙印。

儒道思想同样深刻影响了传统医道。中医原理源于《内经》，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内在脏腑气机的转化、阴阳盛衰和病理的变化。中医在不同阶段融摄了不同的哲理，包括道家、儒家、释家，乃至诸子百家之“道”。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论大医习业》中谈到医道之大成者要汇通各家精华，例如“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说的是阴阳家）；“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说的是儒家）；“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说的是释家）；“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说的是道家）。迟至金元时期中医哲学逐渐从道家过渡到儒家，儒家成为中医的指导思想。如金元医家张子和将其医著命名为《儒门事亲》，“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裹酒食，非孝不能备也”（《原序》）。朱丹溪代表作《格致余论》云：“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特以是名书。”（《提要》）古代良医王礼曾提出“以儒术济医道”[1]，林亿也在《新校注针灸甲乙经序》（１０６６）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臣闻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

中医学是以“术”载“道”的体系，“道”是中医之神，“术”是中医之形。形神不可分离，道术不可偏颇。医道与医术不同，但二者又相辅相成。徒医道无法自存，必须借助医术得以展示，哪怕是悟得了深邃的医道，并不必然保证就会自动获得精湛的医术，这是因为医道和医术获取的途径不同。医道的获取依靠体悟、体证、反省等主观认知的方式，医术的获取则主要借助经验观察、逻辑思维等客观认知的方式，望闻问切都需要反复操练、勤加比对和验证，经验知识可以增进医术水平的提高，但医道的获取和深化则要靠个体的人文素养的扩充，例如阅读文史书籍、参与人文活动，静思、反省、打坐等。

细究就会发现，道教对医道全盘肯定，儒家则有所保留。儒家对“医者”“医术”的态度存在疑虑、矛盾之处。北宋末年的名医许叔微曾说“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是非浅识者所能为也”[2]。早在《尚书·说命》中就有武丁以医生治病来比喻人臣为相的记载。《国语·晋语》中则有“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说法。汉代贾谊曾言：“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史记·日者列传》)唐代的韩愈直接将“医师之良”类比于“宰相之方”，他在《进学解》中言：“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3]但另一方面，对“医”的其实不绝如缕。例如，清中期名医徐大椿说：“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伟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4]将“小道”与“精义”、“重任”与“贱工”两组冲突对立的内容加诸“医”上，这一矛盾立场充分表明，尽管包括官僚儒者在内的士人都能从道理和情感上认可医事活动的重要，但由于习医者向上流动的正规渠道几乎堵塞，以及医生基本上被排斥于国家的正式官僚体系之外，这种认可或亲近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世人真正认同和尊崇的仍是相和儒，医只有尽量地向其靠拢，才能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声誉，如果仅仅将医当作取利的谋生之道，即当作职业，那就只是“小技”，而且，也不可能真正成为良医。良医必须怀有儒者的心态和道德品行。然而，正统的儒家立场并不承认医者、医术的独立存在价值，真正的儒士只是把行医当做权宜之计，不过，即便是权宜之计，行医中仍然要践行、遵守儒家的道理。事实上，中国古代职业医生多为中下才智的卑微之人，医生的地位并不高。

中医学的哲学呈现出“以儒为魂，以道为体，以释为用”的复杂结构。中医的原理无法用现代科学分析一一还原，而是需要行医者像体会禅机一样去格物致知。医生心中似乎无招无式，一切都要随着具体病情的演化而因地制宜、因人施药，制定具体而灵活的治疗方案。但这种中医学很难加以完全的模式化和形象化，因而注定不为多数人所掌握，更多的是凭借医生的悟性与临床经验基础上的揣摩深思而得。医者关乎性命，不可轻贱。君子（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应当抱有利泽生民之志和救人利物的仁心。医道就可以有所弥补，它提供了中医理论的人文价值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预设。这可以说是中华医道的自然主义精神。人是宇宙中的一物，人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因此，不可能脱离自然来理解人。今天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足、更加方便，但也离自然更加遥远，我们对自然的感应能力大大减弱了。今天的人们营造了一个看似可以脱离自然、实际上最终依然要受到大自然制约的小环境。古人由于常与自然为友，获得了一套非常淳朴的自然观，复兴传统茶道和医道必须首先认可上述的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