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本文原刊发于《古今农业》2021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在本网站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茶商是贩茶贸利的人群，其产生历史悠久。最早的茶商似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四川成都、武阳一带。西汉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①]的记载，说明随着四川茶叶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以成都、武阳为中心的茶叶初级市场，专门从事茶叶买卖的商人也已经出现。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兴盛并趋于繁荣，专业茶商开始出现，势力趋于强大，茶商集团突现[②]。明代以前大茶商实力雄厚，史书也多有记载，但经营活动多是单一的分散行为，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茶商群体，即有“商”无“帮”。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缘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会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商人群体茶叶商帮[③]。这是中国古代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此，中国茶叶贸易主要由为数不多的几大茶叶商帮所操纵。学术界对茶叶商帮的研究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仅仅将注意力放在个别茶叶商帮的研究上，而多数茶叶商帮仍然受到冷落，更不要说从整体上来研究茶叶商帮课题了。为此，本人在自己已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将视角聚焦于茶叶商帮，试图从整体上揭示茶叶商帮群体的基本概貌[④]。

中国茶叶商帮群体主要有山西茶叶商帮、陕西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福建茶叶商帮、徽州茶叶商帮、江右茶叶商帮。其他茶叶商帮的影响较小，或经营茶叶贸易的影响较小，难以与上述六大茶叶商帮相匹敌。

一、山西茶叶商帮

山西茶叶商帮是国内主要茶叶商帮，主要经营对俄茶叶贸易、西北茶叶贸易。这一茶叶商帮自明末清初茶叶贸易控制放松后，即已控制西北茶叶市场[⑤]，主导中俄茶叶贸易。山西茶叶商帮在湖广、江西、福建武夷山、安徽收购茶叶，长途贩运至北京、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发售，并深入蒙古腹地，西趋新疆南北两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把整个华北、西北地区都变成它的活动区域。新疆“自平定准部以后，开屯列戌，秦晋商民云集”[⑥]。武夷山是山西茶叶商帮收购、运销茶叶的主要地点。这里在“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每年春天，控制武夷茶外销的山西茶叶巨商携带大量资金前往茶山，“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乾隆间，邑人邹茂章以茶叶起家二百余万”[⑦]。山西茶叶商帮控制武夷茶运销的局面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得以改变。“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以起”[⑧]。长途贩远茶叶，很不方便，山西茶叶商帮就把在湖广收购的黑茶压制紧茶，即帽盒茶，嗣后发展成砖茶。湖广是山西茶叶商帮制造砖茶的中心，1861年前“一向是山西商人在湖南湖北贩买并包装了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售恰克图市场”[⑨]。湖南安化黑茶是山西茶叶商帮收购运销西北的重要边销茶。清代“国初茶日兴，贩夫贩妇逐其利者，日常八九。远商亦日至，曰引庄、曰曲沃庄、曰滚包庄；滚庄茶尚黄，曲沃茶尚黑，引庄如之，……皆西北商也”[⑩]。安徽建德是山西茶叶商帮采购朱兰茶的重要地点。“此项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由十字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千两茶由俄商购买转售给西洋各国。“此项千两朱兰茶，惟西洋人日所必需，非俄人之所用，伊亦不买”[11]。兰州是西北茶叶贸易中心，茶商旧分东西两柜，山西茶叶商帮是二柜茶商中的主力。左宗棠指出：“溯甘肃茶商，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陕；西柜则皆回民充商，而陕籍尤众”[12]。从实力来看，东柜中山西茶叶商帮实力雄厚，所谓“甘新茶政向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口岸，略同盐法”[13]。左宗棠也认为，“向来甘省茶务，本地商民赀本徽薄，不能承引，其力能承引之大商均籍隶山西”[14]。

晋商“其独占中俄贸易之牛耳”[15]。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贸易逐渐集中于恰克图，嗣后，京师互市停止，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唯一市场，茶叶也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物品。山西茶叶商帮贩“茶砖茶叶曲绸等运往，与俄之细皮毛哈喇洋糖等相交换，运销内地”，由于“获利日多”，山西茶叶商帮“增设店铺，学习俄文者日众”。至乾隆年间（1736—1795年），“俄之重要都会，已多有晋商之足迹”[16]。山西茶叶商帮在恰克图经营茶叶的货房最多时达到108家，1863年前的“前几年在边境市场上山西行庄大约有一百个”[17]。总的来说，山西茶叶商帮垄断了西北及中俄茶叶贸易，其足迹“不仅限于恰克图，即新疆、满、蒙诸地之贸易，鲜不为彼等所垄断”[18]。

由于茶叶贸易的兴盛，福建、江西、湖广等地茶长途贩运西北及恰克图地区，因而兴起一条繁荣的北方茶叶国际商路[19]，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万里茶道。这条万里茶道起自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茶叶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越九江入长江，溯江抵武昌，沿汉水至樊城（襄樊）起岸，贯河南入泽州（山西晋城），经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抵库伦（乌兰巴托），经恰克图转俄罗斯西伯利亚，一直向西走到彼得堡[20]。在前往恰克图的这条商路上，夏秋两季运输以马和牛车为主。马可驮80公斤左右，牛车可载250公斤左右。由张家口到库伦，马队需行40日以上，牛车较迟缓，约需60日。冬春两季，以骆驼运输，每只骆驼可运200公斤，一般行35日可达库伦，然后渡依鲁河抵恰克图。驼队或车队均结伴而行，每15驼为1队，集10队为1房，每房计驼150只，马20匹，有20人赶驼。“驼行常数房相随，致队列之驼，累百达千，迤逦行进，首尾难以相望。那驼铃交奏之声，飘荡旷野，数里可闻。牛、马、车辆，也以上百或数百结队，一辆辆首尾相衔，长可里计。车辚辚，马萧萧，蔚为壮观”[21]。当然，山西茶叶商帮是这条重要商路上的主人。

由于山西茶叶商帮对茶叶贸易的经营，使这条商路沿线崛起了一批繁华的商业重镇。山西茶叶商帮的茶叶周转中心张家口，明代仅是一个小堡，1759年，商民在张家口所设店铺“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之散商约八十余家”[22]。19世纪，张家口更见繁荣，“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23]。街上每天有数万人口南来北往，以致当时的外国人评论：“像张家口这种极为活跃的商业往来，甚至在中国本部也是罕见的”[24]。恰克图，“名初不著”[25]，康熙（1662—1722年）初年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边境小村庄，仅“稍成聚落”，至雍正（1723—1735年）初年“则规模略具矣”，由于“地处适中”，被选为互市地点。雍正七年（1729）奉旨，“著于该处设立市集，并派理藩院司员，三年一换，驻劄总理”[26]。恰克图正是得力于“以互市故，始大显”，乾隆（1936—1795年）时已发展为“百货云集”，市肆喧阗的“漠北繁富之区云”[27]。多伦诺尔从前是只有“七个泡子”供蒙古人流牧的地方，万里茶道开拓后，已成为百货云集，市肆繁华之区[28]。这个塞外小镇人口最多时有18万，山西商户就有千户，有“南迎中华福，北接蒙古财，日进斗金，日出半银”[29]的漠南商埠之称。明代万历九年（1581），归化始筑城，康熙四十七年（1708）已趋繁荣，归化城城市繁荣，常有数十万峰骆驼往来或驻留，城里有百十条街巷，“商贾丛集”[30]。19世纪40年代中期，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称赞归化“城市的市容整洁审美观，非常庞大，甚至在欧洲也会令人赞不绝口”[31]。民国《归绥识略》卷十七说归化“商贾向有十二行”，“市廛之盛甲于西北”。

19世纪60年代后，山西茶叶商帮已趋衰落，主要原因是俄商的竞争、内乱的影响所至。山西茶叶商帮主要经销边销茶、外销茶。外销茶以俄国为市场，边销茶以西北为销场。山西茶叶商帮经营外销茶受到俄商的强力竞争。1861年前，“俄国和中国的全部贸易，从一开始起就集中在俄中边境上的恰克图城。所有合法地输入俄国的茶叶，都在这里同俄国的衣料和其他的制成品相交换，但却严格禁止从海路运输茶叶”[32]。在恰克图市场上，“截至1861年为止，恰克图的市场是由山西的商人供应的，他们在湖北和湖南（这两个地名在伦敦茶叶市场上是用粤语称呼的）采购和包装茶叶，并从那里直接由陆路运往恰克图”[33]。1861年，汉口、天津辟为商埠，俄国又取消了海路输入茶叶的禁令，此举刺激了俄商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俄商绕开山西茶叶商帮，自行南下购茶，由海路运往天津，再转恰克图运回国内。“至是俄国商行，多迁往汉口，并派人前赴内地产茶之区，设庄收买。所办行销俄国欧境之货，既系每年新茶之精品，复可利用船只，径由汉口运赴奥德萨港。至西伯利亚方面所需砖茶，俄商复自行设厂制造，惟仍由恰克图陆路输送耳”[34]。山西茶叶商帮对外茶叶贸易控制权迅速走向衰落，恰克图市场上原来大约有100个山西货庄，至1868年只剩下4个老的山西行庄[35]，其余行庄全行倒闭。不但如此，俄商还将运回国内的中国茶叶再倒灌于中国西北或把本应运回国内的中国茶叶私自沿途非法洒卖，这又严重损害了山西茶叶商帮的利益。1873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天津口就说：“毫无疑问，将有许多茶叶从恰克图偷运回蒙古。”[36]1877—1879年，俄商在天津报关运往恰克图的茶，据说并非全部运往了恰克图，“但实际上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七是准备运去蒙古销售的，并且现在只有俄国商人能够在这项茶叶贸易中取得利润”[37]。而1864年的新疆内乱及随后阿古柏入侵新疆造成的战乱，更是使山西茶叶商帮雪上加霜。这就是左宗棠所说的“乱作，回商多被迫胁，死亡相继，存者寥寥。山西各商逃散避匿，焚掠之后，资本荡然”[38]。动乱造成的结果为左宗棠扶植家乡茶湖茶进入新疆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史料说：“甘新茶政，向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口岸，略同盐法。回乱后，东商逃散，左相求之不得，遂饬湖南商人承办，谓之南商，所销运皆湖南砖茶。及晋商归，复向南商承拨分销，至今东商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39]。后来，晋茶被指为私茶，清政府禁止晋茶进入新疆市场销售。在内外夹击下，山西茶叶商帮不能不衰落。

二、陕西茶叶商帮

陕西茶叶商帮在西北、西南茶叶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宋时期，茶叶就成为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唐代是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首创时期。宋代，朝廷在甘肃一带设市，开展与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当时，“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於西北，利尝至数倍”[40]。明代前期，西北、西南地区仍实行茶马互市制度，官府垄断茶叶贸易。明代中期后，实行召商中茶。申时行等《明会典·凡开中》记载：“宣德十年题准：开中茶盐，许于四川成都、保宁等处官仓关支。官茶每百斤，与折耗茶十斤。自备脚力运赴甘州。支与淮、浙官盐八张。运赴西宁，与盐六张”。这种招商散引的办法，是以商人运茶交甘肃各地茶马司，官府给以盐引，商人领盐引去扬州等地支盐。明代后期，因汉中茶叶产量有限，川茶又畅销于西藏地区，西北地区的茶叶主要依靠湖茶供应，如此则“陕商统聚襄阳收买”[41]，是以陕西茶叶商帮崛起。这些茶商主要来源于三原县，“三原商贾，大则茶盐”[42]。清代，湖茶销路大增。西北各地所饮砖茶，称湖砖，系湖南安化等地所产黑茶，通过汉水船运至龙驹寨卸船，转运至陕西泾阳县压制，泾阳成为西北砖茶的制作中心，经营规模很大。卢坤《秦疆治略》载：“泾阳县，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43]。清初，成品茶须运鞏昌入库盘验，然后分运各茶马司。乾隆（1736—1795年）以后，茶库迁往兰州，茶商持票（引）补课领茶，即可按引区销售。

明清时期，陕西茶商一直把持着西北茶叶运销。清朝中期，晋商加入，也有一定势力，这就是所说的山陕茶商。这种情况到19世纪5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因受到西北回民起义影响，陕西茶叶商帮受到沉重打击。“回民乱，东商逃散”[44]，甘新茶引“两柜均无人承课”[45]。东商即山陕商人，陕西商人占有重要地位。“甘商旧分东西二柜，东柜多籍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46]。回商隶属泾阳、潼关、汉中藉贯。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大力扶植家乡茶及湖商，是以湖南茶商占据了西北茶叶市场，不但排挤了陕西茶叶商帮，也使山西茶叶商帮处于下风。“总督左宗棠勘定全省，乃奏定章程，以票代引，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柜”[47]。“及晋商归，复向南商承拨分销，至今东商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48]。

四川茶叶市场上陕西茶叶商帮也占有重要地位。四川茶销，清初分为边引、土引、腹引之属，各有其销场，向由各属茶商领引纳锐，然后行销。后由于本地商人不善经营，故茶销多为山峡商人代替。彭县边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即为陕西茶商代替[49]。道光（1821—1850）初年，南江县“崇清山乡山河地土，居民蓄茶园，每采摘于谷雨前后为头茶，五六月则为二茶，七八月则为晚茶，树下并可种包谷，其利颇饶。春分即有陕西客民来山置买，落经纪人家以便交易”[50]。万源县茶叶“由陕、甘商输运出口，行销陕西之汉中、西乡、镇巴，甘肃之兰州、秦州等处。本地商亦有专务茶业者”[51]。灌县茶号“嘉庆间，陕人焦氏租引开设信兴公，虽光绪十八年歇业，转租鼎立元，至光绪二十九年倒闭，由裕国祥承继，今已由灌移住松潘，与其他之聚盛源及二、三小号均系川帮”[52]。松潘为川西北重镇，四川茶多由此销藏番地区，嘉庆年间（1796—1820年），每年额销松潘边引1879431引，计茶2255280余斤[53]，其中半数以上为陕西商人所运销。川西打箭炉（今康定）为康藏边茶的集散地，汉藏商民在此进行着大宗茶叶贸易。长途贩茶来此发售的茶商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往往以边茶交换藏民的金、银、羊毛、皮张、药材等货物，运回内地发售，获利数倍[54]。在打箭炉从事茶业生意的陕西商人在陕西被称为炉客。明清时，他们在打箭炉设立的茶店多达80余家，主要聚集在沪河以北的老陕街，并按地域和乡土关系分为河北帮、河南帮。河北帮以泾阳、三原、渭南人为多，他们基本上都是大财东。泾阳石桥川流村的刘一兴，其创办的义兴茶庄为明清时期第一大茶庄，清末时，其店董曾任雅安边茶公司总经理。河南帮以户县牛东、第五桥等地人为多，故称牛东帮，户县牛东炉客在康定陕西街的陕帮生意中“竟占十之八九”。河南帮在康定做茶叶生意的主要有恒盛合、利盛公、魁盛隆、昌义发等字号。这些陕西炉客们采取“拴两关，驻中间”的经营方式，一头在四川雅安、天全、邛崃、灌县等茶区设立坐庄分号，凭引在当地收购茶叶，加工焙制后，将茶运至打箭炉总店。另一头分店深入藏区巴塘、炉霍、甘孜、玉树、结石等地[55]。

三、广东茶叶商帮

广东茶叶商帮以南方为活动中心，主要经营外销茶、侨销茶。这一经营特点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商品经济发展进程决定的。珠江三角洲自明代中期以后，商品货币关系已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农业经济中的茶叶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自唐代起，广州已成为南方重要外贸港口，茶叶就是其中重要出口货物。明清以降，西方对茶需求激增，广东南海西樵山、博罗罗浮山、潮州凤凰山虽也是著名茶产区，但单靠本省这些茶源远远不能满足外销需要，长途贩运茶叶在所难免，这就为广东茶叶商帮的崛起创立了良好条件。如康熙年间（1662—1722年），番禺茶商张殿铨自苏州回粤，在“城西十三行自设隆记茶行，专营安徽茶的贩运，立致巨富，人每借以致富。咸丰四年，各行店负隆记债者（数不在四十万金）”[56]。为适应茶叶外销发展的需要，有些广东茶商亲自到外省产区收购茶叶，加工再制后运往广州。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就有广州茶商“赴湘示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因价高利厚，于是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57]，于是湖南红茶大量运销广州。鸦片战争后，西方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其番船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58]。从各地运来广州出口的货物看，茶叶来源地域广阔。清代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浙江平水茶“已有输往海外，当时由广东出口，其茶市价格之涨落，有驿马为之递报”[59]。从浙江运到广州来的有最上等的丝织品、纸、扇子、笔、酒、枣子、金华火腿“和一种非常昂贵的最上等茶叶龙井茶”[60]。江南省的“绿茶和丝织品是该省运到广州来的主要货品。商人从中赚取很大的利润”，“从福建运来红茶，还有樟脑、糖、靛青、烟草、纸、漆器、上等夏布和几种矿产品”[61]。武夷茶成了福建最重要的外销物资。18世纪，广州出口的茶，有产于武夷山的武夷茶，产于福建、湖广、江西的工夫茶，产于福建建宁、邵武的小种茶，产于福建、广东的白毫茶。此外，还有珠茶、熙春茶、婺源茶、屯溪茶、拣焙茶、松萝茶、包种茶、押冬茶等茶[62]。这些茶广于苏皖闽浙粤桂湘鄂8省区。如此庞大的产区均以广州一隅为出口基地，势必推动广东茶叶商帮实力的扩张。鸦片战争前，广州珠江南岸大茶行、大茶商比比皆是，比屋相连，茶叶加工场规模非常庞大。外国考察者说：“广州茶的制造很普遍，郊外很多地方都有，而茶行最多又最好的都在河南。我们坐船渡过珠江，进入一短程运河，便把我们引到人烟稠密的郊区。很多大的茶行就在眼前，据向导说这正是我们要访问的对象。这些茶行都是宏大而宽敞的两层楼的建筑。下层堆满了茶叶和操作工具，上层挤满了上百的妇女和小孩从事于拣茶和把茶分为各种各类的工作。”[63]清代控制广州外贸的十三洋行行商多数是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商人[64]。这些行商由于经营茶叶贸易而暴富。被称为浩官的伍崇矅是最大的茶业资本家和买办，他靠与美国共同经营茶叶而发家。1834年，他拥有的财产估计达到2600万美元[65]。广东茶叶商帮的特殊作用是任何茶叶商帮都无法替代的，它是国内外茶叶市场联系的主要中介和桥梁。

鸦片战争后，广东茶叶商帮受到严重挑战。由于五口通商，十三洋行又被解散，广州一口垄断贸易的优势不复存在，茶叶运销路线发生变化，不少产区的茶就近出口，不再运往广州外销。货源减少迫使广东茶商转变观念，主动出击，深入其他产茶区开辟茶源，保障供给[66]。武夷山在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以起。道光夷[武夷茶]茶经营为此三帮独占”[67]。下府帮为晋江、南安、厦门等处人，而以厦门人为多，汕头属潮州帮，广州帮则统香港。由此可见广东茶叶商帮对武夷茶经营的主导地位。福州南台，“洋行茶行，密如栉比。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咸以来，操是术者，皆起家巨万”[68]。1858年，“粤商估帆取道湘潭，抵初始化境。倡制红茶转输欧美，弥为广庄”[69]。湘南巴陵县“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70]。湖北方面，光绪《鹤峰州志·物产》卷七载：“邑自丙子，广商林紫辰来州办红茶。泰和合、谦顺安两号设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商品，州中瘠土，赖此生计焉”[71]。这是广东茶叶商帮对推广红茶制造的贡献。广东茶叶商帮还租山种茶。光绪年间（1875—1908年），江西义宁州“今有粤商到山，谓向在外国售茶，可以径运出洋，不经汉口洋人之手。故本地绅士即与该商订约，将西乡产茶山岭二十余里，勘定界址，一并租与粤商三十年，由该商入山自行采办”[72]。安徽建德红茶改制也得益于广东商人，“建德为产茶之区，绿叶青芽，茗香遍地，向由山西客贩至北地归化城一带出售。同治初年，则粤商改作红茶，装箱运往汉口，浮梁巨贾，获利颇名[73]。

鸦片战争后，广东茶商足迹遍及湘鄂桂赣皖闽台及南洋一带。他们的活动以广州为基地，不断向四周辐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包括建茶庄、设茶栈、当买办。不但看出，广东茶叶商帮是中国茶叶外销的主力军，对推动东南茶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红茶技术的普及、茶叶外销的繁荣作出过突出贡献。广东茶叶商帮的精明强干和敏锐眼光不仅充分证明了它是一支商界劲旅，而且使自己避免了过早衰落的命运。

四、福建茶叶商帮

福建为著名茶产地，种茶、制茶的兴盛以武夷山最为著名。乾隆《武夷山志》卷十九《物产》载：“茶之产不一，崇、建、延、泉诸地皆有，惟武夷为最，他产性寒，此独性温也。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水、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崇安县是武夷茶的集散中心。“然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74]。武夷茶或北运西北，或运销广州，福建茶商占有一席之地。“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皆土著”[75]。嘉庆二十二年（181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三十所载上谕称：“闽、皖茶商人贩运武彝、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76]，这说明福建茶叶商帮是武夷茶的主要输出者。福建商人在经营茶叶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连城邹氏家族的《传记》记载：邹秉均40岁后前往崇安星村，遍游武夷，广积茶叶，通洋贸易。又设金春字号茶行，自掌管不出数年，黄金白银，累至巨万，以故远近地方，称之为茶官。“名声之大，远噪三江，达两湖及闽粤二省”[77]。

五、徽州茶叶商帮

徽州茶叶商帮是与山西茶叶商帮实力、影响不相上下的著名茶叶商帮，主要经营茶叶对内、对外贸易。徽州产茶历史悠久，茶叶贸易发达。陆羽《茶经·八之出》谈到的茶产地就有歙州，并说皖南茶“宣州生宣城县雅山与蕲州同。太平县生上睦、临睦与黄州同”。皖南茶叶产量相当普及。唐代时期，仅祁门一带，“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为不小，山多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于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著”[78]。茶产量也很丰富，“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79]，于是升婺源为都统置，统隶四邑。丰富的茶产吸引了大批商人入山贩卖，茶叶贸易兴盛。祁门一带茶“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吸引了大批茶商入山选购，“每岁二三月，赍银緍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小商贩“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大茶商则“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80]运出，繁忙至极。宋代，徽州地区的大茶商仍然存在。洪迈《夷坚志》记载：“朱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朱）元为茶商，坐私贩抵罪”。

明代皖南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出现了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其中包括大茶商。《歙县风土志》描绘道：“至正德末……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东家已富，西家自贫……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婪罔极，骨肉相残”。最初商业资本投资茶业，仅在茶季“携带赀本，入山制茶”。当江西河口和江北安庆地区丧失土地的农民来皖南茶区谋生，资本就有可能固定投资到茶叶生产，成为经营制茶的资本[81]。在茶叶生产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茶叶贸易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82]。一批资本雄厚，活动能力强的徽州茶商应运而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海外。

北京是徽州茶商活动的重要地点。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歙人许承尧的先世就已远赴居庸先从事贩茶活动[83]。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其中许多是茶商。乾隆（1736—1795年）中，徽商在北京开有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84]。这还仅是歙县一邑的情况，如果加上徽州其他5县在北京的茶商数量，力量更加雄厚。

在湖北、湖南、江西、上海、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广大省份，都有大量徽商在频繁活动。江灵裕，江湾人，“尝贾温州，总理茶务”[85]，表明徽州茶商到温州业茶者不在少数。徽州与江西比连，贸易甚便，徽州茶商入境业茶顺理成章，历史上自唐代起皖南茶就经浮梁转江西九江外运，如“邱唘立，字见参，居汉口，家贫远贾……后偕侄联旺贩茶湖口……”[86]。此外，清代所发江西茶引，征收茶课一事大部分交由徽商办理，“江西发引徽商及各州县小贩”[87]。徽州茶商在上海也很活跃，人数较多，史料载，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徽商在上海创设的思恭堂中，就有4名婺源茶商充任司事[88]。苏州有许多经营茶叶的商人，他们中当然少不了徽商。广州十三行隆记茶行的主人张殿铨，“会有中伤之者，避地苏州，日与皖浙茶商稔习”，“皖茶正皮珠雨松萝两种，得通守公发明制法，乃倍有名”[89]。松萝茶是休宁的名茶，明代已有显名，万历《休宁县志•物产》载：“邑之镇山曰松萝……近种茶株，山僧偶得制法，遂托松萝，名噪一时”。可见当时苏州的皖商当以徽商为主。另据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宋谱》载：“予曾礼县景棠公雅重士类，有知人鉴。道光中，公尝自吴贸茶返……”[90]，也可证明苏州徽州茶帮的存在。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明清时期商业极为发达，是徽州茶商运贩茶叶的聚焦地点，所贩茶叶很多转售给商人运销西北。如婺源茶商王元化，“壮贾汉阳，家渐裕，偕其侄业茶于汉”。鲍元义、鲍元羲兄弟“贩茶”于湖北武惠镇。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坐贾，后者为行商[91]。

徽州茶商的足迹不仅“北达燕京，南极广粤”[92]，而且远及四川、西藏、东北。明末歙县人汪伯龄就曾贷资入蜀“榷茶雅州”，不久成为大富商。家中“坐客日集百余曹，四座常满。椎牛结客以为常”[93]。又“景真故在荆州，将以贾茶入蜀”[94]。康熙时（1662—1722年），歙人李遴入川贩茶，后成为茶商首领，统一办理众商纳课办引之事[95]。据《芳坑江氏宗谱》载，歙县芳坑著名茶商江氏萧祯第27代江起焕（1733—1776年），“及壮，遂有四方之志，筴茶叶泛海辽东，经历十年……由锦州至北京，陆路到家”[96]。

清代以降，世界市场对茶的需求大增，中国茶大量出口。广州成为茶叶输出的主要港口，茶“于福建武夷及江南徽州等处采办”[97]。嘉庆二十二年（1817），上谕也说：“闽、皖商人贩运武彝、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自嘉庆十八年，渐由海道贩运，近则日益增多”[98]。也说明皖南茶不但大量销往广州，而且徽商是皖商的主角，贩茶入粤的人数繁多。除了前文提到的有关茶商外，其他还有：江氏“起科之子有科（1794—1854年）贩茶入粤，转销外洋，用以致富”[99]。乾隆时（1736—1795年），婺源人汪圣仪曾“与番商洪任辉交结，借领资本，包运茶叶”[100]。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载，道光二年（1822），广州一场火灾把许多徽商的茶叶化作灰烬。婺源茶商詹世鸾（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先祖）拿出白银不下万两资助受灾者作为返乡的路费，可见在广州业茶的徽商人数之多。长期以来，徽商运茶赴广州俱同内河行走。嘉庆二十二年（1817）有人说：“自嘉庆十八年，渐由海道贩运，近则日益增多”，清政府严令福建、浙江、安徽三省巡抚晓谕茶商仍“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101]，说明泛海运茶的徽商大有人在。徽商对茶叶的经营，证明它是一支财力雄厚，足迹遍天下的茶叶商帮。其实力可谓四分天下有其一，因此获得了“钻天洞庭，遍地徽商”的称誉。

六、江右茶叶商帮

江右茶叶商帮指明清时期的江西茶叶商帮。魏禧《日知杂说》有：“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水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茶产丰富，茶叶贸易发达。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浮梁县》载，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浮梁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区。徐松辑录的《宋会要辑稿》食货29之2—5记载各路茶叶产量，江西产茶538万斤，据全国之首。明清时期，江西茶业虽在全国所处地位下降，但仍不失为重要茶叶产地和茶叶输出省份，尤其是红茶占有重要地位。丰富的茶产催生了茶叶贸易的发展。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港口守空船”，典型地说明了浮梁是当时主要茶叶集散中心，吸引了远处的富商大贾来此进行茶叶贸易，将茶长途贩运至远方市场。明清时期，尤其是近代，江右茶商的活跃身影，体现在遍布江西省各个主要城镇的各类茶号、茶行、茶庄上。

修水、九江、景德、南昌等地的茶庄、茶号、茶楼之设，就很能说明问题。修水为著名茶产地。据《修水县志》记载，1935年，修水县有茶庄73家，多集中于西摆与漫江两地。它们或专营箱红茶，或专营红茶，或兼营红茶，或经营绿茶。经营红茶的庄号主要的有广兴隆、万文记、吉昌、恒顺丰等24家。经营篓红茶的庄号主要有裕泰恒、聚顺隆、祥记等32家。九江与汉口、福州并称为近代中国三大茶市，为中国重要茶叶贸易中心，茶庄众多，据《九江县志》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九江有茶行252家，第二年增至344家。景德德也有不少茶商在活动。据《浮梁县志》记载，宣统三年（1911），境内有茶叶商号200家，最有名的是江资甫的天祥茶号。南昌经营茶业的商家以茶楼居多。著名的茶楼有四季春、集贤楼、信茂南货茶庄等[102]。这些茶庄、茶号、茶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右商商的活跃程度。

除了上述六大茶叶商帮外，还有浙江的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江苏的洞庭商帮，山东商帮都曾将茶叶作为重要经营项目，但其影响不如六大茶叶商帮，更无法与徽州茶叶商帮，山西茶叶商帮相比拟。统览全局，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确出现了雄据一方的茶叶商帮，它们在长期经营活动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而且大多以著名产茶省份为支撑形成的。他们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宽了茶叶市场空间，满足了茶叶市场需求，推动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①] 逯钦立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辑校本。引陈彬藩主编：《中国公海赌赌船官网jc710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陶德臣：《宋代茶商集团势力的发展》，《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唐代茶商探析》，《茶业通报》2006年第3期。

[③]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前言》，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④] 以往成果大多从个别茶叶商帮来加以研究，没有把个别研究和整体研究结果起来，没有把不同茶叶商帮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找出来，没有从整体上揭示茶叶商帮的兴衰原因和活动规律，没有很好地全面说清茶叶商帮的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已有成果中，陶德臣《中国古代的茶商和茶叶商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是第一篇有关茶叶商帮的专论，他又在《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对广东商帮、徽州商帮、山西商帮、福建商帮、平水商帮、江西商帮、湖广商帮、陕甘商帮这八大茶叶商帮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但现在看来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朱大伟《“中华老字号”的摇篮——茶叶商帮》（《茶世界 》2014年第11期）发在内刊上，且没有文献出处，多少有些令人遗撼。

[⑤] 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晋商与清代新疆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

[⑥] 佚名：《新疆茶务情形》，《商务官报》1908年第4期。

[⑦] 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研究室1943年编印（永安），第81页。

[⑧] 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研究室1943年编印（永安），第81页。

[⑨]《海关关册》，1866年份（下篇，第95页）天津。转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年）》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4页。

[⑩] 同治《安化县志》卷33《时事纪》。引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11]（清）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905—4906页。

[12]（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7页。

[13] 陈袓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页。

[14]（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401页。

[1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页。

[16] 佚名：《山西商人西北贸易盛衰调查记》，《中外经济周刊》第124号，1925年4月。

[1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0页。

[1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页。

[19] 张正明：《清代的茶叶商路》，《光明日报》1985年3月6日，第3版。

[20] 陶德臣：《外销茶运输路线考略》，《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21] 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上（初稿），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版，第112—113页。

[22] 清理藩院档，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方观承奏折。引张正明：《清代的茶叶商路》，《光明日报》1985年3月6日，第3版。

[23] 黄严韬夫，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页。

[2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1页。

[25]（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中国边疆丛书》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760页。

[2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0页。

[2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0页。

[28] 张正明：《清代的茶叶商路》，《光明日报》1985年3月6日，第3版。

[29] 程光，李绳庆编著：《晋商茶路》，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71页。

[30]（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31]《清圣祖实录》卷177，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冬十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清实录》影印本，第5册，第905页。

[32]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7页。

[3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6页。

[3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5页。

[3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0页。

[3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9页。

[3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1页。

[38]（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7页。

[39] 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页。

[40]（元）脱脱：《宋史》卷183《食货下·茶上》，《二十五史》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78页。

[41] 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609页。

[42]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82页。

[43] 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608页。

[44] 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页。

[45] 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二十五史》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82页。

[46] 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二十五史》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82页。

[47] 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二十五史》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82页。

[48] 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页。

[49] 光绪《彭县志》卷4《赋税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

[50] 道光《南江县志•物产》。引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51] 民国《万源县志》卷3《商业》。引吴觉农：《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612页。

[52] 民国《灌县志》卷4《食货书•商》。引吴觉农：《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691页。

[53] 嘉庆《四川通志》卷69《食货》，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

[54] 陆卫先，杨文虎：《永昌府文征》卷36，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55] 朱大伟：《“中华老字号”的摇篮——茶叶商帮》，《茶世界》2014年第11期。

[56]（清）张锡麟：《先祖通守公事略》，《榘园文钞》卷下，1932年铅印本，第18—19页。

[57] 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中国实业》第1卷第4期，1935年8月。

[58]（清）赵翼：《檐曝杂记》卷1《茶叶大黄》，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页。

[59]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浙江之平水茶》，第2页。引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3页。

[6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5页。

[61]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5—306页。

[62] 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1月。

[63]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5—486页。

[64]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36页。

[65]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488页。

[66] 陶德臣：《鸦片战争后广东茶商贸易区域的拓展》，《中华茶人》2000年第1期。

[67]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0页。

[68]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0页。

[69]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1页。

[70]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0页。

[71]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72]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0页。

[73]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0页。

[74]（明）喻政：《茶集》卷1《文类》。引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386页。

[75] 嘉庆《崇安县志•风俗》。引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7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页。

[77]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05页。

[78]（唐）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871，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1页。

[79]（唐）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802，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7页。

[80]（唐）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871，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1页。

[81] 许正：《安徽茶叶史略》，《安徽史学》1960年第3期。

[82]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版。

[83]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版。

[84]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1，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版。

[85] 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十》，光绪九年影印本。

[86] 同治《祁门县志》卷29《孝友》，《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87] 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二十五史》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82页。

[88] 根岸信：《中国基尔特的研究·上海徽宁思恭堂》。引吴仁安，唐力行：《明清徽州茶商述论》，《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

[89]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7页。

[90] 根岸信：《中国基尔特的研究·上海徽宁思恭堂》。引吴仁安，唐力行：《明清徽州茶商述论》，《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

[91]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11、卷7，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

[92]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版。

[93] 汪道昆：《太函集》卷35《儒侠传》，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

[94] 汪道昆：《太函集》卷40《儒侠传》，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

[95] 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农商类》，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96]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

[97] 许正：《安徽茶叶史略》，《安徽史学》1960年第3期。

[9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页。

[99]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

[100] 王珍：《徽商与茶叶经营》，《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101]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页。

[102] 朱大伟：《“中华老字号”的摇篮——茶叶商帮》，《茶世界》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