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稼·北方工大

在前现代社会，虽然社会生活条件与现代社会相比差距迥然，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井百姓，功利性的物质欲求并不表现的特别强烈，反而相对热衷于享受“闲”的生存状态。

现代社会在强烈的工具理性与功利欲求的支配下，对“闲”的应然生活状态予以全面颠覆。现代化进程发端于西方社会，以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扩张为基本标志，以资本主义精神为价值支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在内在气质与精神理念上具有共通性，二者均具有工具理性的鲜明特征。他肯定了资产阶级攫取利益、拼命赚钱的合理性，在新教伦理中追逐财富是正当的，而在聚敛财富之后，只有约束本能、控制欲望，“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才能获得上帝的拯救。基于此，新教伦理倡导“恪尽职守、努力工作”的敬业精神，将辛勤劳作视作上帝所赋予的“天职”，主张拼命工作并节制欲望。在时间观念上，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时间是最大的罪恶。新教提倡的这种入世禁欲主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精神动力与伦理支持。在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与禁欲主义观念的影响之下，“闲”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被视为莫大的罪恶，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背离。

然而，对“闲”的摒弃使现代人丧失了人性中本应具有的自由状态，使人们在繁重的劳作和贪婪的逐利中淡忘了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最终导致了人性的迷失与异化。韦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也不无忧虑：“早晚有一天世界上会充满了齿轮和螺丝钉式的芸芸众生，他们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职位，处心积虑、不顾一切地渴望沿着官僚化的等级层次阶梯往上爬，一想到这种可怕的前景就令人不寒而栗。”（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47页）

由上可以看出，在过度工具性和功利化的现代文明中日益丧失了“闲”的存在空间。然而，“闲”作为人类生命存在的应然状态，原本也是人之天性使然的本能诉求，它为主体自由意志的充分展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对“闲”的呼唤既是当前境遇下的急切需求，也是寻求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