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一讲当前学术评价的问题。

本来学术评价在大部分国家只跟少数人有关，但是在中国与很多人关联都很大，不仅仅是搞教学科研的人，医生、中小学教师、从事政工工作的人等等，他们都要写文章评职称。今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发表过多篇文章来讨论学术评价的问题，学术评价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职称评定、职务升迁、年终绩效等关联度都非常高，所以大家现在都非常关注学术评价的问题。

其实目前学术评价中出现的很多有争议的问题，很多年前就专门有人讨论过了，只是当时学术评价的问题的关注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比如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刘大椿老师专门写过一本书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学术评价问题，但是不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认真看过这本书。

我在这里主要谈三个关于学术评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学术成果质与量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口头上和理论上说的是一回事，但是实际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以质为主、质优量辅、质在量先”，对学术成果的评价要优先考虑“质”，然后再来考虑“量”，反对我这个观点的人应该不会太多，但是大家真正操作起来就很容易变成“以量为主、以量为先”。另外，也有人非常批判对学术成果进行量化评估，甚至说量化评估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残害，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折中主义者，我认为不能完全否定“量”，而是应当“质量结合”，弄清楚“质”和“量”的主次关系。

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非常多的思想流派，但是流传下来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儒、释、道这三家，儒家经典《论语》只有一万六千字左右，道家经典《道德经》也只有五千字左右，佛教经典《心经》不算标点符号，只有两百六十个字，所以说一部著作影响的大小与篇幅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外我还想到一个比方不知道恰不恰当，就是说如果有一次我短跑跑了9秒98，你跑了好几次9秒99，但是我除了跑过那一次9秒98之后，就再也没有跑过10秒之内，那么我们两个短跑运动员究竟谁的水平比较高？现在大家一般都是以最好成绩来算，也就是取我跑的9秒98最好的一次成绩。

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章评价可能不太好量化，但是我们还是以你最好的文章作为你水平的代表，然后才会来看你文章的“量”，只有在文章水平相同或很相近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来比较“量”。当然“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写文章要讲究“质量结合”。我们都知道唐宋八大家，与他们同一时期的还有很多有名的文人，比如写《阿房宫赋》的杜牧、写《陋室铭》的刘禹锡，这两篇文章都被选入了《古文观止》，从水平上来讲绝对不比韩愈、柳宗元等人差，但是他们却不在唐宋八大家之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量”的问题。虽然杜牧、刘禹锡也写出了好文章，但是他们写的好文章的数量没有唐宋八大家那么多，所以也就不在里面。

学术评价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同行评议的问题。现在学术评价中存在外行评价内行、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这样就会引起很多非议，我个人主张同行评议，因为如果是让一个不熟悉这个专业领域的人来进行评价，他就只能从“量”上去评价，而无法从“质”上去评价。所以我主张同行评议，而且主张“小同行评议”，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哲学系让伦理学的来评价逻辑学、逻辑学的去评价伦理学可能就有点费劲，更好的做法是伦理学评价伦理学，逻辑学评价逻辑学。不过“小同行评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比如短时间找不到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找起来很麻烦，但是我们从大的方向上依然要坚持。

当然同行评议中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就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也就说在评价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好，而别人的不行，容易掺杂个人主观的情绪。同行评议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情”，跟我熟的、跟我关系好的、同门师兄弟等种种因素也会影响到同行评议。现在好的学术杂志特别是那些核心期刊、A刊都在强调“匿名评审”，但是匿名评审也会出问题，比如我就听说过把同一篇文章送给两个不同的专家进行评审，送回来的评审结果都是不建议发表，但是理由却完全相反，一个专家的理由是“文章通篇都是陈词滥调”，另一个专家则认为“文章过度标新立异”。另外，同行评议中还会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与我观点相近的我就肯定，与我观点相反的我就否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个人的意见是要让这些参与同行评议的专家受到监督，把他们的评价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出来，至少相关人员可以很方便的查到这些专家的评论，同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允许被评议人对专家的评议作出回应和申诉。

最后一个问题讲分类评议，一篇文章的水平、影响力和社会贡献是不一样的，不同学科评价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比如人文科学学科可能就更注重文章的水平，看文章的创新程度和论证水平；而工程技术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可能就更多的考虑文章的社会贡献，更多的考虑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主张评价文史哲、经济学社会学和一些应用型的学科，着重点应当是不一样的，人文学科重水平，社会学科重影响力，应用型学科重社会贡献。

在中国，由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存在“打招呼”的现象，在国外人们根本就不会去“打招呼”，问题难就难在我们已经处在了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当中，所以我主张要对同行评议的专家进行监督，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