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啜茗虽是日常生活中通向“闲”的有效载体和方便方法，但要获得“闲”的内在体验需要超越茶事活动的技艺层面，注重心性上的修养功夫，从而达到“闲”的理想状态。向里用力是茶道“闲”功夫的总体性方法，其又具体分为减法净性和除法悟道两个不同层面的修养功夫。

向里用力是茶道“闲功夫”的基本路向和根本方法。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哲学》一书中提到，西方文化代表着本来的路向，是一种意欲向前、向外用力的态度，是人对于物的占有与控制。而中国文化则持一种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具有内倾的倾向，以意欲的持中调和为根本精神，重视个我的心性修养。梁氏以“屋小而漏”为喻贴切地比较了中西路向的不同之处，西方面对屋小而漏的境况一定要求更换一间房屋，而持第二种路向的人，“并不要求另换一间房屋，而就在此中境地之下变换自己的意思而满足，并且一般的有兴趣……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61页）

“闲”作为茶道的基本理念重在饮茶后的精神体验，这种精神体验从根本上来讲无需外求，而是在冲泡品饮之中通过感官刺激与审美体验，将茶之性与人之性进行比附，将茶事活动与心性修养相互连通，通过向里用力的用功方式将“闲”的心境和状态发轫开来。“向里用力”依赖于个我的体悟修养，需通过反求诸己来实现内心的安闲从容。茶人雅士自古以来就以茶性喻人性，将茶品比人品。苏轼就将茶比作“佳人”，其有诗云：“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钱穆先生则讲到“品之高，必求之其质。不顺乎茶之质，又何有茶之美。不顺乎人之性，又何由有圣德之成”。（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杂.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第112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茶道中的独坐观念亦是向里用力的典型体现。独坐要求茶事完毕待客人走后，主人应独坐茶室，面对茶釜独自“熟思”，通过内心的静思来体悟茶道的闲寂之义。茶性“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这与“闲”的哲学意蕴高度契合，世人通过饮茶来净性体道，正是期望通过内在的功夫修为，在忙碌的俗世生活中获得一份从容与安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