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看来，向里用力的功夫路径包含了两种不同的用功方式。

首先，茶道的“闲功夫”需做减法以净性。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得知，“闲”的养成不待外求而依赖于主体我的精神体验，过多的外在欲求不仅不会实现精神上的安闲，反而会因“欲多而物寡”导致内心的焦躁不安，使得本来的那份闲情逸致荡然无存。老子就认为过分的外在享乐会导致自我迷失，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之行妨”。因此老子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要求人们“去甚、去奢、去泰”，通过“涤除玄鉴”洗净内心的尘垢，重新回归到人之本然的纯粹状态。“为道日损”的用功方式，正是通过内在的精神调试，运用减法来剥落物欲，以消除外在干扰，摆脱人为沾染。茶成乎天然，品性高洁，茗饮作为文人雅事，历来为名士高人所喜，而“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正所谓“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以“雅静之韵致”言茗饮真趣，认为饮茶者应是“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

由此可见，饮茶作为“雅尚”之事切忌庸鄙粗俗，应尽可能消减外在矫饰，避免“俗闲”，这与茶道的俭德正相契合。陆羽在《茶经》中指出饮茶者应具有俭德，“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晋中兴书》陆纳以茶果招待谢安，其侄因私自盛馔珍羞而受责；还是东晋权臣桓温“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都体现出古人将饮茶视作简朴廉洁的象征。日本茶道的草庵茶风也力倡简约，从茶室设计到茶器使用，都追求一种古朴简素之美。千利休曾讲到：“追求荣华富贵，美味食品，那是俗世之举。家以不漏雨，食无饥苦足矣，此乃佛之教诲，茶道之本意。”（西山松之助校注.南方录.岩波书店,1995，第9页）通达“闲”所需要的减法，正是发挥了茶之俭德，少私寡欲，力避俗闲，通过减法来净化心性，摆脱外在羁绊，为自己的生命减负。运用减法功夫，可由执着于外物的获取转到内心的自由充盈，使饮茶不仅得以清身清神，更有清心之用，使得心性安闲，无所挂碍。

其次，茶道的“闲功夫”需要做除法以悟道。减法是从饮茶品茗中提炼出修养功夫，将过多的世俗欲望和外在诱惑从量上逐步消减，以净化自身心性，达到精神上的从容安闲。除法则是舍去一切干扰而直面道体，从质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道作为万物的起源和本根具有唯一性，是浑然一体不可再分的，是“一”或“太一”，是形上的至高存在。因此，道虽散落于世间万物，周遍包涵，巨细不遗，但“道通为一”，万事万物都同出一源，本自同一个道。

这与儒家所讲的理一分殊是一个道理，正如朱熹所言，“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由于道显现于万物之中，因此人们可通过一切事物来参道，而茶的除寐涤烦、清韵高洁之性，使饮茶这一生活中的平常之事成为体道的绝佳媒介和方便方法。得道是人们一切行为活动的理想归宿，自然也是茶道之闲的终极目标，通过品茶悟道，使饮茶者超越日常生活而与道同体。

以茶体道需要做好除法功夫，除法不是细枝末节上的简单修补，也并非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进，而是明心见性，直达道枢，在纷繁变化的“多”中探寻永恒不变的“一”。除法功夫依赖于静的状态与心境，正所谓“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通过“致虚极，守静笃”来达道。茶道之闲对静有极高的要求。茶之本性“韵高致静”，饮茶自然是静雅之事，只有在静中才可品出茶的真味，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安闲。林语堂先生在《谈茶与友谊》一文中讲到：“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是和在阴天或雨天摘采茶叶一样的糟糕。”（马明博、肖瑶选编.我的茶——文化名家话茶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第218页）在饮茶中，通过守静来做好除法功夫，直抵道体，将人与茶、茶与道融而为一，使茶道之闲摆脱庸俗而进入超越层面。